□ 馬海霞
我的外公自小便跟著村里的教書先生念私塾，那時外公家里孩子多，外公是長孫，所以才有讀書識字的機會，而外公的幾個弟弟小小年紀便到地主家當長工，供外公讀書。
后來，外公考上了師范學校。開學那天，弟弟們送外公去學校，在校門口說，“進了學校若有人問起那個牽毛驢人的是誰，你就說我是你家長工。”
弟弟的一句玩笑話，讓外公難受了好久。外公師范畢業(yè)后，當了一名教書匠，后來又調到鄉(xiāng)公所做文書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國家急需人才，將他安排到了教育部門，負責小學的修建工作。外婆說，那段時間外公忙得幾個月都不能回家一次，即便在鎮(zhèn)上建小學也“三過家門而不入”。
那時，外公白天忙學校的事情，晚上還要在識字班教社員識字。新中國成立前，農民讀書的不多，學校辦起來后，前來讀書的人也少，大點孩子要在家照看弟妹或幫著干農活。外公以身作則，便把家里的孩子都送去了學校，還讓他的幾個弟弟晚上去上識字班。
我大姑是鎮(zhèn)小學第一批畢業(yè)生，那年她們班11名學生考上了縣中學。后來，大姑因要照顧生病的祖母，初中沒讀完便輟學了。村黨支部書記知道大姑學習好，讓她選擇當大隊記賬員或民辦教師，大姑選擇了教師。
那時我們村剛建了小學，說是小學其實是舊廟，里面放了幾把桌椅。學校就大姑一名教師，還有一位烈士的父親當校長。學校只有一二三年級，到了四年級就轉到鎮(zhèn)上小學讀書。我們村和鎮(zhèn)小學隔著一條小河，夏季河水泛濫，水漫過了橋面，小孩子上學就需大人接送，考慮到這種情況，村里便成立了小學。低年級的學生在本村讀書。
大姑一人教三個年級，教完一年級的課程讓學生們自己做作業(yè)，然后再教二年級，教完二年級再教三年級，三個年級的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里。而且大姑還是“全能教師”，不僅教數學、語文，還要教音樂、美術、體育。有些家庭因孩子多，大孩子需在家把弟妹照看大才能上學，大姑班里有的學生比大姑年齡還大。大姑說，那時她挨家挨戶宣傳學習的重要性，很多學生都是她引導入學的。
1978年，村里出了第一個大學生，就讀本地師專，兩年后師專畢業(yè)，留在了市里教高中。那時，鄉(xiāng)鎮(zhèn)初中小學還以民辦教師為主；科班師范生，城市高中或初中都爭著要。
1983年我上小學，村小學已經搬出了舊廟，舊廟改為育紅班。村小學是新蓋的紅磚房，但房子窗戶不大。陰雨天教室里便看不見黑板，又時常停電，所以一到陰雨天老師便教我們唱歌。
我上小學一年級時，教我們的老師是位民辦教師，也是語數音體美一起教，二年級時教我們的是一位“頂班”的男教師。聽說他上學時學習不好，調皮搗蛋經常逃學，初中沒畢業(yè)便輟學了。記得老校長經常在教室聽他講課，明著是聽課，其實是不放心，怕他誤人子弟。
上了初中后，學校分配來幾名剛師范畢業(yè)的年輕教師，其中一名教物理，第一次聽“科班生”講課，真的感覺不一樣。后來初中每年都分配師范畢業(yè)生，我們終于有了專業(yè)的音樂、體育教師，他們都是中專畢業(yè)，專業(yè)對口。但我們的英語、數學、化學、語文老師還是民辦教師，特別是英語教師，水平不敢恭維。
1993年，我參加高考，班里學生都不愿報考師范，當時教師工資并不高。那年，我們班高考落榜的幾位同學被本地電大錄取，因為山區(qū)中學缺英語教師，電大就面向山區(qū)培養(yǎng)英語教師，工作1年后轉正轉戶口，工資待遇比城里教師還多一部分進山費。
4年后，我大學畢業(yè)，讀師范的學生都分配進了學校，教師工資待遇也大幅度提高，教師成了令人艷羨的職業(yè)，也成了高考熱門志愿。
幾年后，師范類學生就業(yè)也不再一步到位，而要優(yōu)中選優(yōu)，通過考試獲得崗位，競爭變得激烈。
我們村的小學也翻蓋了三次，由平房變成樓房，后又合并升級為實驗小學，硬件軟件都今非昔比。大姑的孫子，一名計算機專業(yè)的211大學的研究生，也想考教師資格證，他說，就算當一名小學教師他也感到非常開心。
三尺講臺折射出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流年變遷，單從教師學歷便可知曉國家和社會對文化的重視和投入，從小學畢業(yè)生教小學，到研究生也參與到小學教師崗位競爭，園丁的門檻不斷提高，讓人感到滿滿的欣慰和自豪。
